胡锐

《残疾人保障法》是由民政部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起草的。

（三）法制部门引导及关联部门监督网络治理需要相互关联者共同参与，维护健康稳定的网络秩序。不合理政策的存在误国误民，民意表达渠道应尽量畅通。

（五）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整体政策网络整合我国各级政府条块分割的体制，阻碍了政策目标的协调，成为政策执行中多元协调的桎梏。在流域治理中，分别涉及水利部、环保部、农业部及地方政府，较大的河流或海域还涉及交通部海事局，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则涉及安监总局、监察部等。实际上政策清理的步骤、方法、形式的公开十分必要，可广开言路以推进民众参与式民主，避免集中过程中民意的被忽略。譬如短期政策不到两年就结束，长期政策需要定期更新，故存在政策目标完成却未被清理，或政策仍在持续而却被清理的窘境，导致政策网络有危机四伏甚至全盘皆空的危险。我国法制部门承担行政法规及政令备案审查功能，还为本级政府担当司法顾问和法律助手，应赋予其适当引导协调职能，引导地方政府及行政部门事前协商以避免法律冲突和政策冲突。

高层政府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可比基层政府更能高屋建瓴的思考问题。现实存在诸多不符合法治环境的土政策，为谋求地方利益或部门私利而不惜损害公共利益，必须予以清理废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权思想在思想领域和政治法律生活中已成气候，从郭嵩焘、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等，都是以民权为旗帜，以民权相号召。

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表达西方的天赋人权观时往往借用民与民权语词。[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民权对于西方民主文化而言起到了接引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民本文化而言则起到了转化作用。《天赋人权辩》说：吾辈所谓天赋人权，本与国家法律无关，而是直接根据人的天性而倡导之。

[38]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康有为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

[18]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3]参见[日]藤本英雄等编：《法律学小辞典》第698页，有斐阁1979年版。康有为因其长女康同薇通晓日语，故有条件接受和使用各种日译汉字语词，其1898年上半年曾为光绪帝写《日本变政考》，以编年体形式介绍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到开国会时止的全部政治法律活动。

同年，柳亚子因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权，字亚卢。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人权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因为民权与人权两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所以在文化上民权容易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结缘，而人权则与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有着亲缘关系。而在1898年时，人权语词在日文中早已被接受和使用了。1876年的政论杂志《近事评论》第20号的一篇文章在对民权派偏重于政治的倾向进行批判时使用了人权语词：……然吾等创立议院，欲参政者无他，不过欲得身体之权利，私有之权利，以巩固人权，以保障人生无限之幸福。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即提出人权主张，此后人权语词在立法中也大量出现。新文化运动以后，人权语词不仅在知识界文化界获得使用，并逐渐进入官方文本中。

[10]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3]《第三集编校说》，《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39]俞荣根：《道统与法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抛弃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法传统，转而采用西法，大量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并邀请西方法学家赴日协助起草法律。为反驳加藤弘之，1883年马场辰猪著《天赋人权论》、植木枝盛著《天赋人权辩》，为天赋人权立言。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的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则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康有为在1919年所写的《大同书题辞》中明确地将《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定为1884年。语词是思想的载体，这百多年来人权语词在中国的命运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沧桑，反映的是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中人权思想、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的巨大变化。

基于向国人介绍西学的目的，康有为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其中包括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辨妄》一书。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

[25]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四）》，第61页.[26]《饮冰室合集·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又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大同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基本上属于康氏前期思想的范围，虽久未刊行且秘不示人，但他的亲密学生特别是梁启超却在很多地方都谈过或透露过。注释：[1]《沈寄簃先生遗书·寄簃文存》卷四。

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43]2008年6月30日以人权为关键词在yahoo网页上查询到16,300,000项符合人权的查询结果， 进入专题： 宪政 人权 。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11][日]阿部照哉：《基本的人权的历史》，有斐阁1987年初版，第123页。

一、人权汉字语词的形成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大规模立法催生了中国的近现代法学。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大量出现人权语词（主要在戊部之后）。

三、人权语词的百年----从冷落到尊显人权语词在被引入中国后，与其在日本的命运相似，在使用上受到了民权语词的排挤，在学者论著中其使用的频率难以与民权语词相比，在官方文本中更难觅其综迹。两者相比，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为中国人所接受。

该书还首次使用了基本权的概念：如果为了公共及国家公益，住民的基本权可因事以让及可受法律之限制。二、人权语词在近代中国的开始使用康有为是较早把日文汉字人权语词介绍给国人的。

[3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人权条款的入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人权保障的新时代，而该条款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人权语词的入宪。人权派的思想观点引发了当时关于人权的大讨论，周鲸文、邹韬奋等编选了《论人权运动》一书就是一例，人权语词在此时期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语词。由西方化的民权而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本记忆的首先当数王韬、郑观应等一代知识分子。

日本著名史学家大久保利谦在对该书的稿本和刊本的比较中发现，该书29目当中不同之处多达13目。[37]参见王人博：《论民权与人权在近代的转换》，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

据考证，菲塞林格述、津田真道译的《泰西国法论》可能是日本人权汉字语词最早被表达出来的著作。[34]《青年杂志》1卷1号（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在解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关系由两者间之约束而成者，谓之约束国家时，说自近世天赋人权之说张，久握大柄之君主，不得私其权为已有，约束国家之所以成立也。而官吏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